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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刑峻法是先秦法家司法文化的一个谬种，也是中国古代镇压型刑法传统的一个毒瘤。从近年来关于司法改革的争议看，严刑峻法的旧观念依然存在于一些人的灵魂深处。因此，我们不妨从古代立法者商鞅、李斯和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的个人悲剧审视一下作法自毙的恶果，以及作法自毙者的思维误区。
商鞅是中国古代法家的鼻祖之一，他对秦帝国的暴虐而亡犯有“原罪”。商鞅主持了两次大规模变法，把秦国搞成一个国家规模的大监狱，老百姓连出逃的自由也没有。商鞅设“连坐之法”，大量殃及无辜。商鞅还增加肉刑、大辟，有凿顶、抽肋、镬烹等野蛮的酷刑，将司法机器打造成恐怖的“绞肉机”。公元前３３８年，公子虔告商鞅谋反，商鞅逃亡至边关，欲宿客舍，结果因未出示证件，店家害怕“连坐”不敢留宿。商鞅作法自毙，不但遭“车裂”，而且被灭族。商鞅认为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，主张对违法者，无论他职位有多高，都要严惩不贷。因此，有人说商鞅是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观念的原创者。殊不知，恶法非法，商鞅的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其实是严刑峻法，一个都不能赦，恶法面前人人有份。
秦统一之后，李斯参与了《秦律》的制定。为了邀宠于秦二世胡亥，李斯提出臭名昭著的“督责之术”。所谓“督责之术”，实际上就是严刑酷法和君王的独断专行。李斯主张对臣下和百姓实行“轻罪重罚”，使人人不敢轻举妄动；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，要驾驭群臣，不能受臣下的影响。李斯认为，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。一旦实行“督责之术”，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，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。秦二世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，采纳了李斯的“督责之术”。此后，杀人多者为“忠臣”，残忍者为“明吏”。秦王朝的司法恐怖主义弄得朝臣人人自危，大臣们以欺君媚上为高明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怨声载道。韩非和李斯是同学，李斯嫉妒韩非之才，企图独占秦王恩宠，于是进谗言陷害韩非，秦王轻信李斯的“举报”，把韩非抓起来。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，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，韩非被李斯毒死在狱中。秦末，赵高嫉妒李斯，企图大权独揽，于是李斯被赵高诬陷下狱。入狱后，面对非人的境遇，李斯感到自己悲惨得不如厕所里的老鼠。李斯在狱中上书皇帝，历数自己的“七大罪状”（功劳），因为他参与制定的刑事制度剥夺了犯人的申诉权，李斯求告无门，表功无路。《史记》载，胡亥命赵高办理李斯案，赵高高兴地说：“死老头，你等着，我让你跳进你自己挖的坑里去。”唐朝女皇武则天搞权力斗争的惯用手法是任用酷吏清洗对立面，紧握权柄，并用酷吏整肃酷吏，既推卸整人责任，又维护自己一贯“圣明”的虚誉。酷吏周兴滥施酷刑，专横霸道，朝野议论纷纷，引起武则天反感。于是，武则天将举报周兴“谋反”的密信交给来俊臣，让来俊臣“依法”灭掉周兴。为了落实武则天旨意，来俊臣设宴“请教”周兴。周兴得意地说出“瓮烤”酷刑，来俊臣“请君入瓮”，周兴一听，手里的酒杯啪哒掉在地上，跟着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说：“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招供。”周兴曾经滥用的利器终于置自己于死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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