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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立写的几个剧本同样被万寿枪毙，他们相互失望。在彭成万的背后策划下，万寿又萌生了挤走黎立的念头。黎立看出苗头，越急于展示自己，越写不出好剧本。他想回原单位某电大教室，当老师教书也行，已经没了位置。共同的境遇同病相怜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惺惺相惜，我俩一日不见恍同隔世。他最多一天四次来天津街，有时候只在外面敲敲窗户，等我从玻璃后面出现，再做出无限悲苦无奈的表情，仿佛让我见证浑身已被万寿扎满钢针足矣，义无反顾地离开。
那天黎立刚走，刘萤盘点完提前下班。难得家中清静，我俩心照不宣紧锣密鼓地缠绵。没想到黎立半路折返，猛敲窗棱说：“太锋快开门，让我进去！”
我俩手足无措赶紧拆开，慌乱穿上衣服开门，装做什么事没干。
黎立说：“我半路上产生灵感，向你报告喜讯：行房时我举起菜刀威胁妻子：我敢不敢剁下来？妻子若无其事地说：要剁你到卫生间里面剁，完事之后扔进马桶里用水冲干净，别弄地上血。”
原型肯定是黎立，我把心提到嗓子眼：“最后剁没剁？”他说：“我也想开了，还不剁了呢。”我长长吁了口气。这种担心实在多余，黎立还没到家呢。
再说要是剁了，第一时间应该到医院。再说又在半路，也不方便剁。黎立的灵感，与我和刘萤的和谐截然相反，可惜被他冲了好事。别看我把夫妻之事做得精益求精，如果写成剧本参加研讨，专家们肯定说我剽窃黎立的创意，一句“斧痕”先把我的命根子剁了。谢天谢地两人的命根子都在。我连声称好，拿出冰镇啤酒表示祝贺。酒后我一阵后怕，好在没产生传说中的可怕后果。黎立说：“等我写成电视剧本，叫《床前明日光》。”我说：“题目好题材也好，都好。”
经过两个多月苦战，黎立写成十八集电视剧剧本，背到北京送到中央电视台。某编导看了，只说语言有特色，再无下文。他看见某着名主持人站在门前抡圆了胳膊打车，很霸气。我送他出去，他潇洒地站在路中间，也抡圆了胳膊打车。
我有机会必推荐黎立，他总是不屑一顾，实际上眼高手低。他有推荐剧本给人看的资源，我负责创作。只要将资源合理配置，肯定突破“两万”设置的重重封锁。我俩达成共识确定好题材，我连说干就干夜动笔。我三天写完一部三十集电视剧故事梗概、分集大纲。制片方认可后，我一个星期写完前十集，把黎立的名字属在前面。他看过剧本，只提了一大堆意见让我修改，再无下文。
我饮鸩止渴，他坐收渔利都不干。本来我俩各背十斤石头上山，他让我一个人背二十斤石头，自己还混上了滑杆。我一咬牙，又写完后十集。大有希望的是，黎立到某影视公司做兼职编审。我以为他第一时间运作我俩剧本，谁知他说“别奢求文人帮文人”。他撕下属他编剧名字的首页稿纸，认真折好放进贴胸口袋里。我一愣，不知道是触犯了他的某种忌讳，还是为以后打官司留做证据。
那一次，黎立引荐我见某制片人，让我坐在一把“起不来”的文物椅子上，仰面朝天前后左右摇晃不停，越想起来越起不来。制片人进来，见我在椅子上龇牙咧嘴苦苦挣扎的滑稽相，皱着眉头离开。省电视台导演梁卿伯给我来信，称《黄金屋》“是当前剧本中非常不错的一部”，提出若干修改意见，也胎死腹中。
刘英雄每天进来，先探头探脑朝屋里不屑地睃我一眼，既是报到又是宣示主权。塞万提斯在小酒楼里住了半年，沸沸扬扬举世皆知。我在这里一住十年，隐姓埋名只有刘英雄和蚊子知道。到目前为止，刘英雄什么都没得到，蚊子更没得好，每年至少被我拍死几万只，四面墙上蚊尸重叠。左邻右舍的老人们说：“自从小董住在老丈人家，夏天没蚊子了。”这话不假。如果按十年十万只蚊子计算，蚊屑足可塞满小屋。如果十万只蚊子统一复活起飞，能把小屋带离地面。
除此之外，老鼠们仍在地板下面“咔咔”磨牙，成群的蟑螂在墙上进行百米比赛，蟋蟀们表演撑杆跳。秋蚊子们伸直了长腿，模仿仙鹤缓慢地翱翔。
屋内，我被昆虫和小动物包围。窗外从早到晚，经理、政客、妓女熙熙攘攘，任劳任怨的劳动者、兢兢业业的实干家、呕心沥血的各级领导来来往往，不乏蛇一样的阴谋家笑容可掬的两面派气吞山河的野心家。溜窗缝的纸条分崩离析，在寒风中吹奏簧片，发出细弱而强硬的“威胁”：你再敢泚尿你再敢泚尿？
早在沙俄统治时期，称现在的天津街是“娜乌奥罗斯伊斯卡亚街”和“巴鲁族伊斯卡亚街”。甲午战争中，日本海军“浪速”舰击沉清军运兵船“高升号”，造成五百余名清军死亡，一九〇九年，日本侵略者将这里命名“浪速町”。这里的称呼不断变化，一九四六年称合作街，一九四九年称天津街，“文革”时期称工农兵大街，一九七三年重称“天津街”，一九八三年改为步行街。群英楼、山水楼、王麻子锅贴铺、苏扬菜馆、人民浴池、大连陶瓷商店、大连摄影社、虹霓电影院、旅大文物店，都是着名品牌，日客流量达到十万多人次，与北京王府井、上海南京路齐名，跻身全国十大着名商业街，被誉为“大连第一街”。
有关部门公布天津街拆迁改造工程方案，共分六大区域。狼来了。
一时间，天津街房倒屋塌硝烟弥漫，铲车挖掘机风钻机昼夜轰鸣，载重汽车往来穿梭。钢筋水泥砖瓦一排排一行行一垛垛，民工们云集脚手架林立。
长江路电车道北的胜利饭店拆迁之后，暗红色的“九州大酒店”一手遮天。那天上午，大酒店慢慢向南倾倒，过往行人四外奔逃一片惊叫声。原来天上的浮云缓缓向北飘移，造成大酒店慢慢倾倒的视差。寒来暑往，世间的一切忽而瑟瑟发抖，时而腾腾冒汗。一幢幢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如同盆里生出的豆芽菜。
我来到火车站并非出行，而是关注拆迁进度。几个女人口袋里暗藏“卫生监督”袖标，我咳嗽一声她们赶紧亮出来，罚款两元钱，不给不让离开。
原地炮营长王祥平转业到城建部门，正在指挥铲车拆迁“金华”面馆。我们经常在“金华面馆”吃饭，可怜的老字号一阵哀嚎，成了一堆废墟。他查看拆迁一览表之后，说：“‘山水楼’的动迁补偿一直没谈妥，否则你居住的地域早已经拆迁。”我长吁了一口气，祈祷“山水楼”最后一个拆迁。很快，“天副”商店位置盖成“天富大酒店”，天津街小学位置，“万科大厦”拔地而起。友好电影院后院落成一座“太阳城”，“天伦”“国泰”两座大厦，正在施工当中。
屋里，我找不到放书架的位置。对面大院拆迁之后，正在建筑一座现代化图书大厦。窗外，一个年轻民工一边走一边照镜子。夜晚，民工笛子独奏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”。“山水楼”虽然和开发商没谈妥，半点不影响开门营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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