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承宗是站在路边看着李鸿基走的。
西北汉子吃饱喝足，宽阔肩膀挑哨棒，骑上那不堪重负的小毛驴，吼着词直曲高的秦腔老调，消失在漫天黄沙的苍凉古道。
兴许是因为刘承宗知道这个人以后做了什么事，所以才对这一幕生出非凡的仪式感。
其实他知道，李鸿基只是迎着白眼，哪怕死皮赖脸也要去借一笔永远都还不上的高利贷。
边军在李鸿基走后没多久也启程了，为把酒铺掌柜喊回来，他是最后一个跟上队伍的。
他们有军法，没人吃酒铺的酒，但用了人家好些柴火，看掌柜那瘸腿模样也不像有儿子帮忙劈柴的。
富余的五斤羊肉全给掌柜的留下了。
柴火不贵，也不值五斤肉，但这不是贵不贵、值不值的事。
至少在刘承宗眼中，这也是个仪式。
有这仪式在，他们是兵；没了这仪式，他们就是匪。
遗憾的是到最后，刘承宗也没瞧见掌柜家那女娃儿究竟生的什么样。
边军过米脂时没跟李鸿基在官道上相遇，刘承宗估摸着他还在艾举人府上死皮赖脸地借钱呢。
后来在路上，他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在想这个人。
他觉得自己、兄长、曹耀，即使生在更好的时代也很难安稳过完一生，他们要么做官、要么做将军、要么还是会选择当土匪。
都是风险较大的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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