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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炎武
顾炎武（1613—1682）名绛，字宁人，号亭林，江苏昆山人。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诗人。少年时参加“复社”反宦官权贵斗争。清兵南下后，参加昆山、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斗争。入清不仕。治经重考据，注意经世致用，开清代汉学风气。其诗沉郁苍凉，有强烈的爱国精神。有《亭林集》。
顾炎武的家庭是江苏有名的四大富户之一，又是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。从他的高祖到他父辈，祖孙五代都作过明朝的大官。顾炎武的养母王氏也出生在官宦人家，是一位有学识的妇女。
顾炎武小的时候患过天花，病好以后，左眼略微有点斜视，相貌有点儿怪。可是他学习非常勤奋。三岁的时候，王氏就亲自教他读《小学》（古代儿童教育课本，朱熹、刘子澄编），还给他讲古代英雄的故事。十岁的时候，他开始跟随祖父学孙子、吴子的兵法著作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书，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。
后来，他参加了明末有名的文学团体“复社”。从此，他的视野开阔了，开始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。明朝大政治家的文集和奏章文册，他都仔细阅读，切中要害的地方就立即摘录下来。明朝灭亡以后，顾炎武接受了福王的招聘，到南京担任兵部司务。可是，还不到一年。福王政权也灭亡了。顾炎武满怀亡国之恨，回到家乡组织义军抗清。不久，清兵攻占昆山，顾炎武率义军奋战了四个昼夜，因为力量悬殊终于失败了。王氏为国担忧，粒米不进，绝食而死。她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说：“我虽是个妇人，也要以身殉国；你千万不要当异族的臣子，不要忘记先祖的遗训。那样我死也瞑目了。”顾炎武牢记母训，决心抗清到底。他又去和唐王政权联系。这件事让人告发了，顾炎武被清朝政府关进监获。多亏他的好朋友设法把他搭救出来。顾炎武在家里没法呆了。只好背井离乡，开始了长期的旅居生涯。
顾炎武出游，为了考察方便，随身带了很多资料，行动极为不便。他的友人见后，深为感动，就赠送了二马二骡的车子，装驮书卷。一路上，他进行大量的金石考古工作。一年之中，半宿郊野，半宿旅店，行了万里路，读了万卷书。
以游为隐之后，顾炎武专心著述。对于清朝科举应试、清朝开办史局的征聘，甚至邀其南归，他都予以拒绝。因此，他著述甚丰，据说他写的书稿，堆积得有自己身体那么高了。今天可以见到的近50种400多卷。其中《日知录》32卷，他一生为学所得，大都荟萃其中，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有人说，这是顾炎武治世救民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更加深化，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更加集中，萃平生心力所精心结撰的作品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”。他写此书的目的非常明确，这在他与友人的书札中，多次说明。
如在致友人的信中，顾炎武明确地谈到：“君子之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”“某自五十以后，笃志经史。其于音学深有所得，今为《五书》，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。而另著《日知录》，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。”
可见，顾炎武撰写《日知录》，其动机在于“拨乱涤污”、“法古用夏”、“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”。这也正是他治世救民思想的进一步体现。
在《日知录》中，最为可贵的是他所表现的有价值的民主思想，具体反映在：
首先，对君权的怀疑，顾炎武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，大胆地列入了自己的讨论研究范围。在《日知录》卷24《君》条中，他广泛征引历代载籍，以论证“君”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，在古代君为“上下之通称”，不惟天子可称君，就是人臣、诸侯、卿大夫，乃至府主、家主、父、舅等皆可称君。这样的论证，简直近乎在嘲弄封建帝王了。
在论君的基础上，进而提出了反对“独治”，实行“众治”的主张。他认为：人君对于天下，不能搞“独治”，如果搞“独治”，则“刑繁”；搞“众治”则“刑措”。
顾炎武为了进—步论证“以天下之权，寄之天下之人”的道理，还在《日知录》的《守令》条中写到“所谓天子者，执天下之大权者也。其执大权奈何？以天下之权，寄之天下之人，而权乃归之天子。自公卿大夫，至于百里之宰，一命之官，莫不分天子之权，以各治其事，而天子之权乃益尊。”这里的“各治”，也就是“众治”，只有“众治”，天子之权才能受到尊重。相反，“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，尽天下一切之权，而收之在上”，这是“独治”，搞“独治”的结果是“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，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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